张文显：法理学研究要实现转型升级（《法理学》修订版20日正式发行 ）

来源：浙大新闻办

作者：吴雅兰

就如教材是教学的基石，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石。当两种基石合二为一时，法理学教材对于法学的重要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7月20日，“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将在长春召开。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法理学》第五版（以下简称“高教版《法理学》”），也将在这一天正式出版发行。

对于全国各地学法律的学生来说，张文显这个名字是相当亲切而熟悉的。他们大一一开学，就会上《法理学》这门课。从1999年的第一版到2018年的第五版，张文显始终肩负着编写教材的重任。他编写的教材伴随着一届届法学生从书斋走向社会。也难怪，无论张文显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说：“张老师，我是读着您的书长大的。”

新时代下的法理学教材

高教版《法理学》的这次修订再版，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法理学研究新时代、法学教材建设新时代，致力于法理学教材的法理化、科学化、时代化的三重历史任务，努力修订出一本守正出新、法理泛在、面目清新的新时代法理学教材。

“这是我们倾注一年多心血修订的，实现了转型升级。”张文显每谈到这版教材，目光中都流露出对它的深情期待。

一部教材史也是中国法学的成长史。高教版《法理学》教材修订的每一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的每一步，也是法理学学科走向成熟完善的每一步。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到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转换为“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法理学教材的编写一直紧紧跟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

《法理学》教材的本次修订，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全面融入教材之中，充分体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和法治建设的最新经验，精准系统地贯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学理论，着力呈现法理学教材在新时代应有的理论风貌和使命担当。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 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针对“法理”在我国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缺席或半缺席的状态，张文显明确提出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法理, 法理学应是“法理之学”, 并将这一核心思想纳入到此次法理学教材的修订中, 试图从根本上构建以“法理” 为中心主题、以“法理” 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教材, 实现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的真正转型升级。此次修订，将法理贯通全书, 突出“法理”在法理学教材体系中的中心主题地位, 打造法理泛在的法理学教材。至此, 法理学不再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空洞概念, 而是真正给予了“暮然回首, 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的解答。从法之学到法理之学, 这一转型切中时弊, 是带有方向性的教材体系变革。

“可以用时代定位、与时俱进、转型升级、兼容并蓄、教学相长这五个词来概括这次修订”。张文显指出，新时代法理学教材建设，不仅要充分反映和体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成就，还要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新时代法治人才需求新趋势、学生思想新特征、法理学教学环境新条件等问题。“比如在语言表达上，我们注重把政治文件话语转化成学理化的教材语言，更加注重使用引导性的语言来提升教材说服力。”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教材是国家精品教材，是高校普遍使用的，所以编写小组对于修订格外重视。本次修订统稿小组的学术秘书、浙大光华法学院博士后徐清，始终把主编的告诫牢记于心：“教材不像专著是个人想到哪写到哪，教材必须是形成共识、凝聚共识，要求规范性高，要让学生看了没有瑕疵。”参与本次修订工作的统稿小组成员、刚刚入站光华法学院博士后的郭晔，对教材的兼容并蓄很有感触：“没有一本教材能像红宝书一样，让我们在初入大学校园时，就深刻体悟到中外法学思想的碰撞、古今法学学说的滋养、实践与理论的交融，我们是幸运的。”

据了解，此次修订版正式出版发行后，张文显领衔的编写小组将组织理论培训会，给300位来自全国高校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教师做新版教材的“使用”培训。

带着“金钥匙”南下浙大

2015年1月，张文显加盟浙江大学，受聘为文科资深教授，并任浙大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浙大光华法学院名誉院长。

这在当时的法学界引起了一场轰动。张文显是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国家二级大法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花甲之年为何突然选择“南下”浙大？这让很多人想不明白。其实，他与浙大的缘分颇深，之前就先后受聘为浙大兼职教授、浙大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等。

“来到浙大，不为名誉，不为权力，不为利益，就是为了在更好的生态环境中为浙大光华法学院、中国法学做更多事情。在学术人生的转折中我选择了浙大光华法学院，实践将会检验选择，时间也会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张文显不仅把自己带来了，还带来了一个“金钥匙”，2011计划。张文显是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兼联席主任，这个中心是“2011计划”中唯一的一个法学相关的中心。在当天的聘任仪式上，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宣布，浙江大学成为继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后国内第四所协同高校。

来浙大后的工作，就从这样一个高起点开始了。

每年张文显都会在浙大招收几个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带着他们一起做些前沿性的研究，比如说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哪些方面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虽然工作很忙，但张文显总是尽量抽空指导学生，吃饭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都是他的工作时间。如果是参加学术会议，他也会带上自己的学生，让他们去开开眼，亮亮相。

从本科三年级开始就跟随张文显的博士生郭栋说：“张老师非常强调要传承特定的学术风格，即宏大叙事、抽象理论、哲学思辨、中国特色、权利本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难免会感到困惑彷徨，张老师总是让我多读经典，他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不能急于求成。”

前沿，高端，一直是张文显非常强调的。

比如，在他的倡导下，浙江大学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法治与改革”国际高端论坛，邀请世界一流大学的法学名家来共同探讨业界前沿问题。该论坛已逐渐成为推进“法治与改革”理论提升、推进中国法学对外开放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

“我希望能通过一些措施来推进大家向高端的研究来发力，比如在职称评聘的衡量标准上，我们比较看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高层次的研究项目，这些都是给老师们的一个导向。”

在张文显名誉院长的率领下，法学院师生共同努力，在学术科研、智库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

“在张老师的带动下，我们年轻老师的项目意识、高水平成果的意识和智库意识都普遍提高了。而且浙大和其他顶级高校的学术联系也更加密切了。”法学院赵骏老师说。

“三剑客”里的大师兄

说起这次即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就让人回想起三十年前的一场盛会。

1988年的仲夏,面对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传统法学体系提出的挑战，回应“法学幼稚”的断语，“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在长春应势而开。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法学研究与教学一线的有识之士，为构建一个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学理论体系，齐聚一堂、集思广益，提出了“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体系” “法学应是权利义务之学”等一系列富有时代气息的科学命题，以及“权利本位”“义务先定”等学术论断。那次会议的理论成果引领了一个时期中国法学的研究思潮，在三十年间为建构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提供了智力支持，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成分。

张文显就是研讨会的主要策划者和召集人之一。以他为首的法理学家所提出的新范畴被认为是法学领域一次思想解放。“一个学科，如果没有理论体系，没有话语体系，没有知识体系，这个学科就没有资格称之为一个学科。所以，我们当时认为，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位著名法学家在回忆起1988年的那场思想对话时，说道：“30年前那次研讨会，推进了法学范畴体系和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为中国法学特别是法理学的科学化、现代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它值得我们永恒地纪念，它的成果值得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会议精神和会风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在那之后，张文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权利本位的论文、权利与义务研究的论文，这些都被大家高度认可。他与郑成良、徐显明被称为“中国法理学三剑客”。张文显因为年龄稍长，且是师门中第一个研究生，自然被称呼为“大师兄”。

张文显的履历相当丰富，既当过教师、院长乃至学校党委书记，也当过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处理过一些打黑等大案要案。这些都给他增添了很多传奇色彩。至今，他发表的论文大概有360多篇，出版的个人专著约有11部。就在今年的4、5月份，他先后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法制日报等权威媒体亮相多次。如此高效的工作，张文显说，秘诀就是把别人玩的时间用来做研究。

张文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形成，浙江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的萌发地就是在浙江。所以浙大光华法学院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些理论梳理好、总结好、丰富好、创新好。

“我目前正在做的两件事是，研究中国法治四十年、中国法学四十年。这四十年的历程（时间和历史节点）轨迹是什么，基本经验是什么，非常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

（文 吴雅兰 / 图片由法学院提供）